在 COVID-19 疫情嚴峻期間，關於「台灣是否應該考慮採購中國製（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以及「為何只有政府能採購疫苗」等議題，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本文將從地緣政治風險、國際商業合約慣例以及法律責任分擔等層面，深入解析這些爭議背後的關鍵因素。
一、地緣政治與疫苗依賴的風險
首先，就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而言，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頻繁以軍機繞台等舉動對台進行軍事挑釁。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更被指稱阻擋台灣向國際採購疫苗。在此脈絡下，採購中國疫苗在政治上顯然難以被台灣主流民意接受。
此外，從疫苗接種的延續性來看，當時輝瑞（Pfizer-BioNTech）等大廠皆指出，接種者可能在 9 到 12 個月後需要再次施打補強針，且當時學理上尚不建議輕易混打不同廠牌的疫苗（雖然部分國家後來有條件開放）。
這意味著，一旦台灣有大量人口施打中國疫苗，後續的補強接種將產生對中國疫苗的「不可替代性依賴」。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情況下，這種依賴極易成為中國政府在選舉年或其他關鍵時刻，用以對台施壓的政治籌碼（例如透過中斷疫苗供應來影響台灣政局）。
二、為何國際疫苗大廠堅持只與政府簽約？
當時許多民眾不解，為何民間團體或企業有資金，卻無法直接向原廠購買疫苗？這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核心商業與法律邏輯：
- 免責與賠償責任主體： 由於疫情期間的新冠疫苗多是以「緊急使用授權（EUA）」方式快速上市，國際藥廠通常會要求買方政府提供「免責承諾」。若接種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或死亡案例，將由買方政府的救濟基金負責賠償。私人企業或民間組織在法律上無法代表國家提供這種級別的豁免與承諾，一旦發生大規模訴訟，私人企業也難以承擔潛在的巨額賠償。
- 公平分配原則： 諸如 AZ（AstraZeneca）等藥廠在採購合約中，通常會要求買方證明其具備合格的進口、冷鏈保存、運輸及公平部署接種的能力，以確保符合「公平疫苗」的全球目標，這往往只有政府層級的資源才能落實。
三、郭台銘與 BNT 疫苗採購的「上海復星」攔路虎
在民間捐贈疫苗的過程中，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永齡基金會）與台積電、慈濟等團體最終成功購得 BNT 疫苗。然而，這段過程極為艱辛，主要卡關在「代理權」問題。
德國 BioNTech 疫苗在大中華地區（包含台灣、港澳、中國大陸）的代理權，是由中國的上海復星醫藥所掌控。這導致無論是台灣官方還是民間團體要採購 BNT，都無法繞過上海復星。當時政府雖然有條件同意民間專案進口，但在合約簽署上，最終仍必須透過「公私協力」的特殊模式，由政府出面承擔最終的法律賠償責任，並尊重商業代理機制，才得以順利完成採購，並由德國原廠直送台灣。
郭台銘事後也曾坦言，採購過程非常艱難，並指出 BNT 疫苗本不該那麼貴，中間實質上是被上海復星賺走了代理差價。這也證實了在缺乏直接外交管道的情況下，商業代理權如何成為地緣政治下的博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