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京華城弊案進入司法審判，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核定給予京華城「20% 自創容積獎勵」的決策，成為檢調指控其涉犯「圖利罪」的核心爭點。與此同時，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在辯護其他涉貪首長時，拋出「圖利不是貪污」的詭辯，遭到律師界與法律學者痛批，直指這是法學博士所犯下的基礎概念錯誤。
一、京華城案的核心爭議：違法專簽與「20% 自創容積獎勵」
京華城容積率由原本的 560% 暴增至 840%，其核心法律爭議在於柯文哲市府在行政程序中，額外核定給予的「20% 自創容積獎勵」（價值約數百億元新台幣）。
依據《都市計畫法》及《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容積獎勵的項目與上限皆有嚴格的明文授權。然而，柯市府卻在缺乏法定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以「專簽」方式，比照都市更新條例中有關「綠建築、智慧建築、耐震設計」等項目，為非都市更新地區的私有建案（京華城）量身打造了專屬的容積獎勵。這種缺乏法律依據、且僅適用於單一財閥建案的決策，完全符合刑法第 131 條及貪污治罪條例中「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利他人」的成罪要件。
二、駁斥黃國昌「圖利不是貪污」的法理谬誤
當新竹縣長楊文科因「竹北天坑案」涉嫌三次放寬停工命令、護航豐邑建設復工，遭檢方依貪污罪起訴時，黃國昌卻公開為其開脫，宣稱楊文科「只是圖利，不是貪污」。
對此，法學界與律師界指出，這是嚴重的邏輯與法理謬誤。在台灣法治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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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規定於《貪污治罪條例》：
圖利罪（明知違背法令圖私人利益而獲得好處）明文載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在法律概念上，「貪污」是上位概念，而「圖利」是「貪污」罪名下的一種特定犯罪樣態。 -
兩者絕非互斥關係：
黃國昌刻意將「圖利」與「貪污」講成互斥、對立的關係，試圖在大眾面前淡化圖利罪的嚴重性，營造「沒有拿錢就不算貪污」的錯誤法治觀念。這種說法，直接違背了貪污治罪條例防範公務員「濫權、圖利、利益輸送」的立法本意。
三、圖利罪的司法成罪關鍵
不論是柯文哲的京華城容積率專簽，還是楊文科的竹北天坑護航復工，司法機關在認定圖利罪時，主要聚焦於兩大成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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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違背法令：
公務員在決策時，是否已收到部屬、都委會委員或外部法律專家的具體警告，明知該決策缺乏法律授權，仍執意簽核（如柯文哲親自簽署專簽）。 -
獲得不法利益：
該政策是否實質上給予特定廠商（如威京集團或豐邑建設）法無明文的經濟價值或特權利潤（如京華城多出的 20% 容積樓地板面積）。
柯文哲一審判決 17 年有期徒刑，正說明了法院認定其明知違法卻強行圖利財團的事實成立，徹底戳破了黃國昌為其擦脂抹粉的法律詭辯。
四、結論：反貪腐不容政治雙標
「圖利就是貪污」，這是台灣法律的鐵律。黃國昌為了政黨利益與藍白合的政治算計，不惜以法學博士的身份製造「圖利不等於貪污」的偽科學法律論述，這是對法治精神的粗暴踐踏。
防範政府權力與財閥黑金的勾結，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基石。台灣選民應看清投機政客在法律論述上的雙標本質，堅持以統一的法律標準檢驗所有涉貪官员。只有讓公務員的權力行使完全回歸法律授權，杜絕任何形式的「量身打造專簽」，才能從根本上防範圖利貪腐的發生。